3.依據本文,所謂「人君謹其所好惡」,旨在說明人君:
(A)對於自身的好壞,應知所戒惕
(B)對於自身的好惡,應知所謹慎
(C)對於官吏的好惡,應作嚴謹的規範
(D)對於百姓的好壞,應作明確的查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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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: A(174), B(1075), C(75), D(23), E(0) #345741

詳解 (共 2 筆)

#410167

翻譯:
統治天下的人,須以身作則,才能使人民有好的榜樣可以依從,所以《禮記》中提到:「君王對於自身的喜好與厭惡,應知所謹慎,因為君王的喜好,人民會起而效法。」孔子也說:「在上位者如果重視禮法,則人民不會踰矩;在上位者如果重視道義,則人民不會不服從;在上位者如果重視信譽,則人民不會不誠信。」這麼說來,難道聖明的君王不可以有喜好嗎?只要求合乎規矩、常理。帝特設「敢諫鼓」與「進善旌」,讓直言、敢於勸諫的人可以直接求見;樂於請教別人而成為聖賢,大禹恭敬接受善言而立下大功,商湯任用賢臣伊尹,周文王恭迎姜子牙,周公求才心切,即使賢士為布衣百姓,仍迫不及待的接待。鄭武公喜愛賢士也在詩經中傳頌,燕昭王築高臺求才而四方賢士歸順,這就是聖賢的喜好與崇尚如此重要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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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天下者,身先教化,使民從善。故《禮》曰:「人君謹其所好惡,君好之,則民從之。」孔子曰:「上好禮,則民莫敢不敬;上好義,則民莫敢不服;上好信,則民莫敢不用情。」由此言之,聖帝明王豈得無好?在其正而已。堯設敢諫鼓,進善旌;舜好問而成至化,禹拜昌言而立大功,湯五聘伊尹,文王恭迎呂望,周公握髮吐哺,以待白屋之士。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,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,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。(范仲淹〈帝王好尚論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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