申論題

桐城派，中國清朝散文流派。創始人方苞，繼承者眾，流傳甚廣，劉大櫆和姚鼐為集大成者，三人有「桐城三祖」之稱，後繼者有方東樹。

主張義理、考據、辭章三者並重，樹立了桐城派古文的風範。
清初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講求經世致用，看不起明末反傳統、倡性靈的公安派、竟陵派等浪漫文學。方苞提倡「義法」說，主張作文為了宣傳義理（義，所指內容要言之有物。法，形式要言之有序），而義理主要指孔孟、程朱的道統。他的主張，正好和滿清政府尊崇理學和道統的國策配合。創立時期：方苞導乎先路，其弟子有劉大櫆、姚鼐等。
光大時期：姚鼐師事劉大櫆，晚年主講鍾山書院，蔚然一代文宗。弟子有梅曾亮、方東樹等，勢力遍江南諸省。
興盛時期：曾國藩出，桐城派風靡一時。曾氏弟子張裕釗、吳汝綸、黎庶昌、薛福成等為其輔翼，俱有文名。
衰落時期：民國肇建，西潮激盪，桐城之學寖衰。
主張桐城派以「道統自任」，戴均衡《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序》說：「平心論之，宇宙間無今漢學家，不過名物、象數、音韻、訓詁未能剖析精微，而於誠、正、修、齊、治、平之道無損也；而確守程、朱如先生者，多一人則道看一方，遂以昌明於一代。」梁啓超說：「桐城派又好述歐陽修『因文見道』之言，以孔、孟、韓、歐、程、朱以來之道統自任，而與當時所謂漢學者互相輕。」

方苞
桐城派的基本理論，是從方苞開始建立的。他繼承唐、宋古文運動「文」「道」合一的主張，強調「義法」，「義」即「言有物」，指文章應有內容，「法」即「言有序」，指寫文章要講結構條理。方苞以六經、論語、孟子為文章最早的根源，其次為左傳、史記；其次為唐宋八大家，最後是明朝的歸有光。

方苞主張為文應追求雅潔，主張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、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、漢賦中板重字法、詩歌中雋語、南北史佻巧語。他反對文章裏雜有小說，又不同意柳宗元、蘇軾的引用佛家語。

劉大櫆
劉大櫆補充了方苞的理論，強調「神、氣、音節」，以為「義理、書卷、經濟者」，是「行文之實」，是「匠人（文人）之材料」，而「神、氣、音節者」，「匠人之能事」。他又提到「文貴奇」、「文貴高」、「文貴遠」、「文貴簡」、「文貴疏」、「文貴變」、「文貴參差」、「文貴去陳言」，深入闡發古文寫作技巧。

姚鼐
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，合「義理」、「考據」、「辭章」為一。他認為「神、理、氣、味者，文之精也；格、律、聲、色者，文之粗也」，並提出陰陽剛柔之說。

他的古文主張，在提倡「義理（內容合理）、考據（材料確切）、詞章（文詞精美），三者不可偏廢。」[1][2]又在學習方法上，提出古文八要：「所以為文者八，曰：神、理、氣 、味、格、律、聲、色。神、理、氣、味者，文之精也；格、律、聲 、色者，文之粗也。然茍舍其粗，則精者亦胡以寓焉？」（《古文辭類纂序》）主張學習左傳、史記，講究義法，提倡義理，要求語言雅潔，反對俚俗。

曾國藩
曾國藩為矯桐城古文「懦緩」之失，故不禁駢體，主張讀《漢書》與《文選》，又推衍姚鼐陰陽剛柔之說，擴為「古文四象論」，四象者：太陽氣勢，少陽趣味，太陰識度，少陰情韻。

評價
桐城派總結歷代古文家的經驗和方法，對於提高寫作古文的能力有一定作用，寫作態度嚴肅。文章大多結構嚴謹，語言洗煉，措詞得體，立意明確。其缺點為過於求雅，避忌過多，使文學語言反而失去活力，而且過於著重儒學道統，排斥其他文學。梁啓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說：「平心而論，『桐城』開派諸人，本狷潔自好，當『漢學』全盛時而奮然與抗，亦可謂有勇，不能以其末流之墮落歸罪於作始。然此派者，以文而論，因襲矯揉，無所取材，以學而論，則獎空疏，閼創穫，無益於社會；且其在清代學界，始終未嘗占重要位置，今後亦斷不復能自存，置之不論焉可耳。」

支偉成《清代樸學大師列傳》《凡例》有曰：「桐城派古文家多倡『因文見道』之言，囿於宋儒義理，未通漢學家法，與樸學異趣，故不採錄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