申論題

政策問題診斷：以貪瀆為例之客觀與主觀指標

政府政策的首要目的在於回應公共問題。正如Dye（2017）所言，「公共政策是政府對公共問題所作出的作為或不作為」；若無正確問題診斷，政策即失去方向。Easton政策系統論亦指出，輸入（問題）若界定不當，輸出（政策）無法有效回應社會需求。對貪瀆問題的準確評估，關係到防貪策略的設計、資源配置與後續績效評估。

一、客觀指標：以實證數據揭示問題規模

客觀指標是以可觀察、可量化的事實數據衡量問題嚴重性，能提升政策正當性。對貪瀆而言，可採：

1. 案件數量與涉案金額：依司法院、監察院統計年度受理貪瀆案件數、起訴率與定罪率。

2.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異常比率：分析財產變動異常、利益衝突申報違失。

3. 廉政稽核或審計結果：審計部查核不法金額、缺失件數。

4. 國際比較數據：如透明國際（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）公布之貪腐認知指數（CPI）。

功能：提供具體證據，利於縱向（年度趨勢）與橫向（國際比較）評估，減少主觀偏見。
限制：資料蒐集需耗費成本，且可能受司法偵辦能量影響（「查得多」不必然代表更嚴重）。未揭露或潛藏的貪瀆難以全面反映。

二、主觀指標：反映民眾感知與價值判斷

主觀指標強調利害關係人對問題的感受與認知，能補足單純數據不足之處。對貪瀆可採：

1. 民意調查：詢問民眾對政府廉潔度滿意度、遭遇賄賂經驗。

2. 企業經理人問卷：評估投資環境中賄賂風險。

3. 媒體報導與輿情分析：追蹤重大貪瀆事件在社群與新聞之曝光量與關注度。

4. 專家評估：邀集學者、廉政專家進行德爾菲調查或風險評分。

功能：掌握社會信任、政治合法性與民眾風險知覺，可作為優先順序設定及宣導策略依據。
限制：感知易受媒體效應、政治立場影響，可能高估或低估實際嚴重性；不同族群間認知落差亦須審慎解讀。

三、綜合運用與政策意涵

Lasswell政策科學強調「知識導向治理」，建議以多元指標交互驗證。客觀數據可提供基線，主觀感知可揭示治理信任缺口。政府在制定防貪政策時，應：

• 以客觀數據確定風險熱點與制度缺陷；

• 透過主觀指標掌握社會觀感，增進政策接受度；

• 定期檢核指標一致性，作為政策成效評估基準。

結論

問題診斷是政策循環的起點與迴饋環節。對貪瀆問題而言，客觀指標能提供事實依據，主觀指標揭示信任與觀感。唯有兼採兩者、理解各自侷限，方能避免「數據不見人心」或「輿情凌駕事實」的偏誤，實踐有效、合法且獲得民眾支持的防貪政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