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之主張有理由：
(一)、日本警察對B所作之筆錄，於A案而言乃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，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所規定之傳聞證據。又筆錄之性質乃對過去已發生之事實而為之紀錄，不具例行性，仍存在為當成證據而偽造之可能，故不屬159-4之特信性文書，先予敘明。
(二)、按刑事訴訟法第159-3條規定，被告以外之人對司法警察之審判外陳述，如於審判時被告以外之人有客觀不能到庭等情形，在具備絕對可信性及證明犯罪所必要的條件下，例外得有證據能力。然此處之司法警察，乃指本國之司法警察，對於外國警察所作之筆錄是否可類推本條規定，依實務見解(最高法院107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)，因其性質與本國筆錄雷同，在法秩序上宜為同一規範，故外國警察所作之筆錄，可類推刑事訴訟法159-2、159-3之情形例外取得證據能力。
(三)、然若逕認定有證據能力，無異剝奪被告憲法上所保障之對質詰問權，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及侵害被告之訴訟權。所稱對質詰問，乃指被告於訴訟程序中，能有至少一次面對面，全方位的對不利證人進行挑戰質問的適當機會。基此，學說及112年憲判字第12號均有主張，若逼不得已使用此類傳聞例外，被告無法進行詰問之證據時，應依補償平衡法則處理，具體而言為法院須遵循以下法則，始構成對質詰問之容許例外：
1.義務法則：國家具有努力促成對質詰問的義務，應履行之傳拘仍須履行。 (證據能力層次)
2.歸責法則：被告以外之人無法到庭非可歸責於國家。(證據能力層次)
3.防禦法則：法院應盡力給予被告次佳之防禦可能。(證據能力層次)
4.佐證法則：該傳聞例外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或主要證據。 (證明力層次)
(四)、查本案，法院單方面預期B不會到庭應訊，逕宣讀B之筆錄，並沒有對B進行傳拘，也沒有試圖提供遠距視訊的機會，可見法院並無努力促成對質詰問，違反上述之義務法則，該筆錄不具有證據能力，且法院逕捨直接之人證而不用改採間接之書證，有違直接審理原則，自構成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之當然違誤。退一步而言，縱認法院已盡其義務，努力促成對質詰問之機會，並保障被告次佳之防禦可能，然法院竟將該筆錄作為A有罪判決之主要證據，而無其他補強證據，顯然違背佐證法則，其判決亦生刑事訴訟法第378條之違誤。
(五)、綜上，甲之主張有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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